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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刀人文
回顾团林的知青工作
阅读次数:5163 时间:2017/7/25 9:37:4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团林是从1969年秋开始到1979年冬结束的,历时10年。现将团林当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回顾整理,真实记录下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   踊跃下乡
  196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重要指示。当时的团林区委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落实这一指示。首先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吴凤庭同志任组长的安置领导小组,并指派文教会计熊文祥同志具体负责。从经费的管理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作了周密布置。其次在行动上认真做好安置准备。一是落实好接受安置的大、小队;二是检查住房及生产、生活用具,从照明用的油灯到厨房用的炊具等;三是抓好政治宣传鼓动工作,要求各单位、各大、小队张贴“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标语,大造声势,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欢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良好气氛。当时的团林区下辖四个公社(团林、何场、赵庙、张场),34个生产大队,264个生产小队。
1969年秋首次接受来自沙市市和武汉市的知识青年279人,分别安置在张场公社的车坪、张场、高庙、代?Y、代店;赵庙公社的绿化、丁庙、四岭、石井、赵庙、新生、蒋集、花园;何场公社的苏场、朱店、石龙、龙泉、松店、马庙、七岭;团林公社的天星、双星、红星、陈集、白合、龙王、兴隆、合星等大队。全区共有28个大队41个小队接受了安置任务。由于城市的动员工作做得扎实,有的三姊妹同时下乡,有的两弟兄一起到农村落户。父母送子女,哥嫂送弟妹的场面热闹非凡,大家都抱着扎根农村一辈子,誓做一代新型农民的雄心壮志走向了农村。我们在安置的形式上主要是以小队为基础,一般是5至7人一组,有的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有的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有的住在大队林场里,还有的住在集体养猪场里,形式叫做分散插队,单独立户。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个知青户选派3至5名贫下中农代表负责烧饭种菜及农活技术的帮教。在生活上第一年由县知青办发给每人生活费120元,生产队供给大米45斤、食油2斤、猪肉1斤。知识青年从城里到乡下落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1979年。
  艰苦磨炼   誓做农民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引导下,在邢燕子、董加耕等下乡知识青年典型的带动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都树立了扎根农村、誓做一代新型农民的决心。提起农民,对几代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并不陌生,但怎样当农民,当一个什么样的农民,却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农民更有其特殊性。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城市、机关、学校都在“闹革命”。而农民必须搞生产,民以食为天,不种粮食要饿肚皮,不种蔬菜无菜吃,不养猪鱼无肉鱼吃,一切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都要靠自身的劳动去创造,如果不种田,都去“闹革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全体下乡知识青年,为了当好一个合格的农民,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思想上向农民学习善良纯朴的感情,在劳动上向农民学习技术过硬的本领,在生活上向农民学习勤俭朴实的美德。他们从城市到乡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一切得从零开始。在城市饮的是自来水,到农村喝的是带泥沙的堰塘水;在城市照明是电灯,到农村用的是小煤油灯;在城市走的是柏油路,到农村出门就是泥巴路;在城市做饭用的是煤或电,到农村烧的是柴和草。总之从生活上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太大。再提到农活一切都感到新鲜,什么公牛、母牛,麦苗、韭菜也难区分,好像农民进城见到机器一样。怎么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世上只有学而知之。学,就得付出代价,要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丢面子。贫下中农认真地教,知识青年虚心地学,两相结合。插秧不会分苗,贫下中农就手把手地教;耕田不知怎么下犁,贫下中农就一犁一犁地示范;耙田不知怎么转圈,贫下中农就一手牵牛,一手扶人,一圈一圈地做给青年人看,一直做到掌握其要领和步骤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在下乡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学会了插秧、割谷。男知青还学会了耕田、耙田等主要农活,实现生活自理。当时农村的经营方式上干的是大集体,在分配方法上是定额记工,年终决算。特别是在外出建设,大兵团作战的劳动场面中,比如垦荒造田、平整土地、兴修水库、开挖渠道等劳动,知青户给生产队顶主角。脏活重活抢着干,遇到难活不低头。在生活上都是一钵菜,平下米,赛吃饭,处处显示出团结和谐的气氛。但在一个范围内各生产队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生产条件的差异,其劳动报酬区别很大。有的落在条件较好的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年终还可以分得上百元钱,春节回城过年给父母带点年货;有的落在条件差的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头,年终分文无有;更有甚者还欠集体的债。为了使知青不超支,生产队长根据知青各自的身体状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农活,使他们能天天出勤,多挣工分。大队党支部和在知青户中的贫下中农代表对知识青年除了在生活上关心,在劳动技能上帮教外,还在政治上做到了关怀:从大事着眼,从小事做起,表扬先进,立标兵,树红旗,发展党、团员,选拔大、小队干部,以调动其积极性。何场公社龙泉大队武汉下乡知识青年杨国强,吃苦耐劳,一心为公,在下乡三年后,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大队干部。石龙大队武汉下乡女知青黄五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勤奋好学,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活动,自觉参加文艺宣传队,一心为集体,处处为群众,也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石龙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1969年至1974年的6年内团林区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能安心农村,扎实务农,勤奋学习,先后有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4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有25人担任了大队干部。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适应需要   集中建队
  根据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1972年是全国解放以来的第二次大招工,首先涉及到下乡知识青年。团林区先后有一大批知识青年招工到城市,剩下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在生活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有的一个点只有一两个人,有的只剩下一男一女,有的知青看到别人回城,思想上也产生了动摇,不安心在生产队居住,有的生活无着落,有的无钱就医。由此而来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小偷小摸,有的打架斗殴,有的非法姘居,还有的回城长期呆在家里给父母施加压力,等父母想办法给自己招工。针对这一现实,国务院知青办向全国推荐了湖南省株州市依靠动员单位和接受单位两方的力量,集中建队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1974年,团林区革委会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根据县政府的意见,建立了区知青办公室,并确定吴时举同志为团林区专职知青干事。
1975年12月,荆门县在行政体制上进行了撤区并社。团林区改为团林人民公社,原下属的公社改为管理区,并将五里区的鸦铺大队、联合大队划归团林。新组建的公社党委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在一群众来信上的批示精神(即:“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在全社开展了一个学株州办好自己的知青队活动。先后组织有关动员单位的带队干部和安置单位负责知青工作的同志两次到株州参观学习。于1976年春开始筹建知青队,到秋季全社共建知青队14个,第一次集中安置知识青年380多人。他们是:三机部国营机电安装工程处卫东二工区,下乡知青22人,集中安置在公社朱沟果园场,带队干部3人,组长是杜庆丰。以后又有三批下乡,4年共接受安置知青71人。派出带队干部11人,他们是谢崇德、李桂香、刘福明、陈师傅等。公社安排贫下中农代表11人,并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王永才、姚代法、场长敖科举,会计李开成,划给耕地107亩,其中水田67亩,旱地40亩,林地180亩,养殖水面12亩,购耕牛9头,手扶拖拉机及抽水机各一台套。建房屋3栋22间,470平方米。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所属的武汉制药厂、武汉三制药厂、四制药厂、药用玻璃厂、玻璃仪器厂、抗菌素厂及公司机关7个单位在团林先后共建知青队9个,动员单位每年派出带队干部21人,并由公司派出一名总负责人。他们分别是汪启熙、周遵翔、黎定铨、曾照明,均被县委任命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各知青点带队干部的学习和帮助解决工作上的实际问题。9个知青队是:公司机关和药用玻璃厂与公社合办的合星知青队(又称公社安瓶厂),带队干部是杨贵生、冯德祥、李官荣、余伯友、李元阶、肖桂珠等10人,厂党支部书记韩显金,厂长黄传松,会计王光富。武汉制药厂与天星大队、龙王大队共办的3个知青队,即:天星知青一队、二队、龙王知青队,带队干部有黄玉英、冯朝政、李崇英、杨久才、曹之田、王国荣、刘江兵,贫下中农代表是周元河、谢泽葵、唐金贵、王兰芳、王培清。玻璃仪器厂与石龙大队和七岭大队共办的两个知青队,即:石龙知青队,带队干部:余祖平、廖生根、贫下中农队长丁祖泉、何中元;七岭知青队带队干部胡必珊,贫下中农队长王守银。后来因下乡人数减少,又加上交通不便,于1977年9月由动员单位投资将两个知青队合并后搬迁到兴隆大队,改为兴隆知青队,带队干部刘谋超、金传荣、赵成炎等三批6人,贫下中农队长苏士银。抗菌素厂与陈集大队共办的陈集知青队,动员单位先后派出带队干部四批共10人,即:王士庭、朱仁新、邵春秀、潘巧荣、夏家轩、龙达泉、祝才成、杨芳兰等。贫下中农代表代传明、陈美珍、代传吉。武汉四药厂与白合大队共办的白合知青队,带队干部吴政元、尹章云、董友珍、杨金玉、邓锡信、田利满等10人,贫下中农队长陈贤柏。武汉三制药厂与红星大队共办的红星知青队,其带队干部是刘光伟、付传银、陈永文、刘松芝、吴祖康四批7人,贫下中农队长李尧轩。以上9个知青队分别有5个知青队办起了小工厂。即:武汉制药厂在龙王知青队办的维生素B12针剂厂、白酒厂;药用玻璃厂与公社分别投资近10万元在知青队办的安瓶加工厂,其中厂房300平方米,机器20多台套,建厂期间药用玻璃厂专门派一辆大货车来回于武汉与团林送机器设备、原材料,接送工人师傅等,公社负责厂房的修建。真是“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正如贫下中农代表们说的:建厂这段时间,好像大户人家办喜事,真热闹。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一个年产值可达10多万元的工厂给建起来了,所生产的安瓶销售到沙市、宜昌、襄樊、万县等地。真可谓“机器轰鸣马达响,枯岗岭上办工厂,亦农亦工人兴旺,一派繁忙新景象”。还有药厂在知青队办的头痛粉包装厂,抗菌素厂在知青队办的兽用土霉素加工厂,药厂在知青队办的凡士林软膏灌装厂。这5个小工厂每年可创工业产值均在15万元左右。
  1976年在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局机关及第一公司分别利用原湖北省汽车运输管理局在鸦铺大队、联合大队所建知青队的基础,一次安置知识青年110人,带队干部是三局干部处处长董绍普,工作人员杨亚莉、蒋股长等一行4人。第二年是行政处赵处长、陈树林等一行5人。贫下中农队长是欧阳官德、魏正国、官大清等同志。另外三局机关还有30名知识青年安置在公社砖瓦厂(牯牛石桥)由局教育处孙俊南同志带队。1977年9月三局一公司因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增多,在鸦铺、联合、砖厂安置的人数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公社决定在双星大队三小队划出耕地一百亩,其中水田80亩,旱田20亩,三局一公司负责建房三栋27间,370平方米,一次安置知青39人,带队干部王师傅等两批4人。贫下中农队长陈向礼、曾令福。团林公社社直机关的知识青年集中下乡到张场大队果园场,先后派出带队干部2人,他们是供销社副主任范美国及食品营业所门市部主任张顺贞。贫下中农队长是杜礼才、张作政。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同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带领知识青年在300多亩的荒山上开山植树3000多株,耕种良田47亩,建造房屋一栋13间、215平方米,先后安置知青25人次。
  我于1976年9月由教育干事转任知青干事,知青办会计先后由苗光明、许明兵、谢泽银、童崇泉等4同志担任。公社党委对知青队的建设提出了“要巩固、要发展”的思路和要求。公社知青办根据公社党委的指导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知青队里育新人”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鼓动下,各动员单位相互比着办企业,发展壮大知青队的实力。朱沟果园场知青队,因动员单位的主力在安顺市,远离荆门,他们为了办好知青队,从安顺送来一辆南京戛斯汽车为知青队跑运输,利用安装机电设备的技术优势,在农闲时由带队干部带领一部分知识青年到航天工业部605所帮助搞管道安装,使青年们既学了技术,又为知青队增加了经济收入,两年共赚回劳务费两万余元。
  集中建立知青队,调动了两个积极性(动员单位、安置单位),稳定了两个情绪(知青家长和知青本人),促进了两个发展(队办企业和知青队),密切了一个关系(城、乡)。首先在农业生产上知青队给生产队带了一个好头,由于当时拨给知青队的耕地一般都是三类田,秧田里野草丛生,粮食亩产均在500斤左右,正如一首打油诗所形容的那样:“磨架务子象撑伞,荸荠杆子象桅杆,毡毛草象地毯,漂叶子草无隔眼,谈何容易得高产”。知青队在贫下中农代表的带领下,依靠动员单位的支持,在农业学大寨精神鼓舞下,充分发挥其劳力多的优势,一年打基础,二年迈大步,实现亩产粮食900斤,一下子就跨过了《纲要》。其次是在知青队上办工业,因为它是根据各动员单位自身的特点所定的项目,有技术、有机械、有原料、有销路、有检测手段。知识青年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既学了农活,又学了工业生产技术,为以后招工打下了基础。知青队上办企业,得到了荆州地区行署和县知青办的充分肯定。县知青办领导胡素风、肖光玉和吴光庭、陈继先、杨禹九、陈万金等同志多次深入各知青队检查指导工作。1978年春,国务院知青办派员到有关知青队进行了视察,给予很好的评价。荆州地区行署组织各县知青办主任到团林各知青队上参观,并在《知青简报》上介绍了具体作法。集中建队5年共建房屋34栋、227间、3844平方米;耕种农田1441亩(其中水田942亩,旱田499亩);经营林地820亩;划拨或购买耕牛52头,手扶拖拉机、电动机、发电机、抽水机、打米机各2台套;共生产粮食281.75万斤,贡献国家27.5万斤;养猪263头。做到了自给有余,创队办企业产值120余万元。在知识青年中有9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朱沟果园场知青队妇女队长郝群,女知青王美娟、刘春华,知青队长白伟光,知青办会计苗光明,红星知青队女队长卜广玲,白合知青队队长苏喜来,合星知青队(安瓶厂)女知青樊孝莲,陈集知青队长刘平。5年中各动员单位先后派出带队干部171人,公社选派贫下中农代表116人到14个知青队。各年度下乡人数是:1973年135人,1974年218人,1975年173人,1976年193人,1977年227人,1978年38人,到1980年7月底还有405人。
  回城就业   完成使命
  团林10年间共安置知识青年近2000人次,平均每年新安置约200人左右,而国家要对每个下乡知识青年给建房补助费200元,生产工具费56元,第一年生活补助费每人120元,第二年45元,三项合计共需拨款421元。团林10年来国家实际拨款84万余元。
动员单位在经费上也为安置知青列出了专用资金。首先是各单位不分大小都要设立知青办公室,配备一至三名专职人员。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武汉制药厂就设立了专门的知青办公室。知青办的同志一心扑在知青工作的事业上,像省医药工业公司知青办的余柏樵主任,武汉制药厂知青办主任岳洪发、龚大群,药用玻璃厂的樊厂长、四药厂的邓厂长、三药厂的副厂长、中建三局一公司教育科的郑科长等,都是长年来回奔波于城乡为知青队操劳。其次每年都要派出带队干部,有些同志都是单位的领导或技术骨干,他们脱离单位到知青队带队,对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经济收入的完成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下乡带队的开支少则5000元,多则2万元。(当时人平月工资在50元左右)。其三动员单位在知青队的基本建设上也投入了不少资金。从建房款的补助,到队办小工厂的照顾,一个单位一般每年均在万元以上。
  知识青年下乡后,满两年能招工回城的,则比较满意。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如果3年不招工,思想情绪就来了。在知青队上消极怠工、惹事生非、违法乱纪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在农业生产上,新下乡的不会做,先下乡的不愿做,只好靠贫下中农代表和少数骨干去做。总之,由于日长月久,出现了“动员单位难,接受单位厌,知青家长怨”的现象。在知识青年中也出现了该下乡的不下乡,托人开假病历证明留城,家长以身边无人照顾为由,想法留住孩子不下乡等不良现象也开始出现,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对再动员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更不现实。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精神,全面认真总结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利弊,决定从1980年起城市知识青年不再动员上山下乡,已下乡的知识青年根据各动员单位的实际,可以返回城市就业。当时各动员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有的办起了集体工厂,有的通过劳动部门安排了招工指标,有的回城自谋职业。结束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使命,公社知青办也随之撤销。(田学铨)
摘自《掇刀自古耀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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